面对工业革命时代的巨大技术变迁，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科学技术和自然以及社会历史变迁等内容纳入了科学技术的研究领域，最终形成了完整的技术思想体系。经过两百多年的历史考验，马克思主义技术思想体现出强大的时代性与实践性，对新媒介技术语境下的媒介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2月14日，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机构举办的“马克思主义媒介技术观——跨学科学术论坛”上，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共聚一堂，探讨媒介技术发展与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探寻媒介技术的良性发展和有效治理之道。
媒介发展实质是技术发展
纵观当代人类社会，媒介已成为一个基础性的架构，技术也成为一种关键性的驱动。如何理解媒介与技术成为当代学术发展的焦点问题，不仅是新闻传播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都将媒介与技术问题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胡钰表示，媒介发展的实质是一种技术的发展，认识媒介的实质其实也就是要认识技术进步及其社会影响，在技术的强大能力面前，在传感器社会和智能机器人的时代，人的主体性正在受到挑战。把握媒介的物质属性与交往属性，认识到媒介在主客体关系中的独特价值，就会对媒介的实质与发展、媒介与社会的关系有更深刻的认识。对媒介与技术的分析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要以工具尺度和价值尺度的双重尺度来考量，既要对媒介和技术实践积极支持，又要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对人的尊重和 站在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的鲜明立场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刘永谋提出，科学技术本质上是革命性力量，但在资本主义阶段，科学技术实际上加强了资本家的权力。科学技术本身并非权力结构，资本购买让它成为权力工具。科学技术权力批判是马克思科学技术论、劳动异化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启发了之后的科学技术研究。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表示，资本推动技术的发展并非完全按照技术本身发展的规律，其目的在于榨取更多剩余价值，因此，垄断资本与技术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加强的控制。全球化时代各国资本间的竞争，总体上推动了技术的快速发展。过去的十几年，媒介本身从生产过程到接受过程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对受众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当下中国媒体治理的核心问题即注意资本的控制，不能让资本无序扩张，不能让资本过度地影响媒体。
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杨保军看来，技术性的实质就是人性。技术、媒介技术是人性能力的对象化。技术性较为完整的内涵是技术观念性、规范性与物质性的统一。在新闻传播学视野中，媒介由“介质、符号、技术”要素有机构成，讨论与新闻传播相关问题时，理应考虑每一要素的地位与作用。
思考技术赋能与权利匹配
技术带来的封闭与开放在任何时代都是作为悖论存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主任段伟文表示，对于媒介生态，其具备整体上的神秘性与复杂结构，其背后刻画了认知权利的生态，即媒介生态最终作为认知权利存在，需进一步思考权利的赋能与匹配。
科学技术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生态文明发展，其发展也需要适当的社会条件。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肖广岭表示，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就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而媒介技术在具有技术的一般性的同时具备其本身内在领域的特征。媒介技术作为生产力，媒体技术创新能有效提高信息生产与传播效率，丰富信息内容、展示方式、传播方式；同时，媒介技术发展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例如媒介技术的应用更加注重社会效益，且其存在一定的“价值负载”，需要更加完备的监督管理机制。
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刘明洋阐释了媒介“三论”的概念，认为从认知论的角度考虑，媒介即世界，世界是由媒介构成的；从价值论上，媒介即关系，媒介的价值在于关系的建构；从本体论来说，媒介即生命，媒介作为生命体具备生命周期与生命特征。由此，从媒介即世界、媒介即关系、媒介即生命的角度思考媒介的知识体系、技术体系、实验体系构想，他认为，媒介知识体系的核心是知识生产与传播，媒介技术体系则是媒介生长的巨大动力，媒介实验体系将成为媒介发展的关键。
数智时代改变生活交往方式
智能社会的到来改变着人类的生存方式、生活样式与自我认知范式。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闫宏秀提出，从媒介是人的延伸与技术是人类器官投影的视角来看，媒介、技术与人之间的深度关联打开了智能社会的底层逻辑，并成为智能社会未来建设的目标。对人类智能的模拟与机器智能、数据智能的出现所催生的媒介正在从偏重构成走向偏重生成。这种生成意蕴在智能社会中将带来哲学界关于人与技术关系、人与媒介以及关于媒介本质的再度审视。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微博、 现代生活日益体现为全面工业化与理性化之下的规则性和可预测性的不断增强，人的生命历程和个体成长越来越多地融入一个庞大的、具有内在统治逻辑的系统之中。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吴靖提出，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以科学知识指导的技术进步占据了人类生产、生活、社会组织、经济发展、国际交往等事务的核心地位。随着大规模人造基础设施、机器系统的形成，智能化网络日益成为现实且无处不在，人类社会自20世纪中叶开始，就面临着人的自主性与技术系统的统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对于科技的文化社会想象与实践具有的独特性，是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动力学的重要一环。
从科技史纵深审视当下媒介
从马克思到海德格尔，哲学家们发现了物质性的媒介对人类的认识而言的双重意义——媒介既是认识的阻碍，也是让认识得以可能的条件。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胡翌霖介绍，在海德格尔的表述中，人需要通过设立媒介、“介入”、在主体与客体之间隔开距离，才能够认识世界并认识自我。与此同时，就人的媒介性角度而言，远与近并不是由距离决定的，人类本身可以通过数量把握时间，但空间并不就是数量。因此，媒介的本性就是通达和阻隔的辩证法。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所展现出来的公共领域演化史，实际上可以视为网络公共领域的前史。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赵千帆认为，它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纵深视角来重新审视当下互联网的问题。从过去看现在，公共领域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与不稳定的场域，互联网时代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方式对公共领域的文化交往功能，以及社会与个体领域的分裂导致的意识形态化与碎片化，都由来已久；从现在看过去，现代公共领域是以印刷技术革新所催生的读写共同体为基础的，个体的内在化与重新社会化并不是没有代价的。
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龙耘认为，媒介技术观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而马克思主义媒介技术观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技术发展视野下的媒介功能观，需重新认识媒介技术之于传播的价值。与此同时，平台社会引发了媒介生产社交化的趋势和态势，全媒体、自媒体消解了新闻从业者的专业性，因此，我们应特别强调其价值取向与职业性，而算法成为衡量传播力的重要因素，将大幅提升媒介生产效能。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记者段丹洁通讯员阎庆宜